三、中国法治现代化前瞻
我曾经在国企改制如火如荼的时候做过一个演讲《国企改制是一个宪政问题》（见附1）。我觉得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怎么管好权力的题，是一个宪政问题。
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执政党自身的完善与社会监督的问题。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思想更加自由、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既立足于中国特色又面对世界潮流。三十年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提出了置疑，提出了挑战。中国改革目前随着私有权利、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张，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权利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互结合的这样一种趋势。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宪政。
中国经历了权力的神秘化、恐怖化阶段——我们文革死了多少人？！
到现在是一种权力的威权化——前面我们提到的“家长式”的权力架构。
我们正在走向权利的社会化与多元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民间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
各种力量的对比、抗衡、博弈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最后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权力的民主化与法治化。这是我对未来权力走向的基本判断。
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的途径，我觉得是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中国的问题绝单单是***的问题，更不是把***换了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问题。党内民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提到了执政党能力建设问题，提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这是执政党一个自省的问题。另外我看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江苏当书记的时候，做了很好的实践，比如说原来书记决定的事情，到书记办公会，再把书记办公会的权力下放到常委会，再把常委会决定干部这些权力扩大到党委会，决定一个干部是党委集体决定的。我觉得这种来自执政党内部的积极的动向是值得关注和欢迎的。
二是权力的自我规制。这既需要权力依照程序和规则行使，更需要公务人员内心对权力、对法治的敬畏。（见附5）
三是来自权力外部的监督，多元化的监督。我刚刚讲到几点。像在野政党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公众的监督，程序监督，还有民间力量等等其他的一些监督，以及来自国际力量的影响等等，都在里面。（目前私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还是存在相当问题，其典型性事件如“彭水诗案”、发生在天津的所谓“法官打律师事件”（见附2），西丰县委书记派公安进京抓记者事件、山西检察机关进京抓记者事件（见附3）、彭北京挑战法院院长“决斗事件”、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事件等等（见附4）——笔者注。）
第二个问题：关于人权保护。
“汶川地震”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国人权的保护必然进一步走向成熟，但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有些甚至还非常严重的。时间原因，不展开阐述。但总体考量，我国的人权保护“毕竟是在前行”。
第三个问题：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简而言之，我认为妨碍中国和谐的最大问题，一个是法治，二个是诚信。法治问题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是规则本身以及对规则尊重与遵守的匮乏。其次是诚信，包括政府的诚信，包括企业的诚信，包括个体人诚信。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内心是没有信仰、没有底线和彼岸世界的。大家都觉得诚信是让我吃亏的东西。在我看来，诚信一种资格，一种信誉，一种财富，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保险。
第四个问题：社会发展的公众参与问题：
——政府投入最重要的，绝不是去建高楼大厦和地铁公路，而是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发展，更重要的不是政绩和面子，而是民权保障，让老百姓活得踏实安全，有安全感、有信心花钱。
——扩大内需应有公民的自主参与：国家的钱原本就是老百姓的，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也能自主花一些呢？！
——减轻社会负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笔者注
政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政府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是减轻社会负担。这两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此过程中仅仅只有政府而没有公民的参与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公平和不正义的。
从法治的角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扩大内需理应包含百姓的参与。
中国的老百姓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需要政府替他们决定一切。以纳税人纳税所得和国有资产收益所得进行投资，不应当仅仅是政府的权力和职责，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同样应该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在相当程度上，按人头平均发放购物券，是公平的甚至是必需的。[新闻背景：2008年12月1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蒙代尔在首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上表示，目前美国和欧盟都进入了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只是增速放缓。除了正在实施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和8000亿美元为大公司进行信用注资外，他建议美国发放5000亿美元的购物券。蒙代尔同时表示，发放购物券同样适用于中国，他建议中国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有效期同样为3个月，这样平均到13亿人头上，每人大约是800元人民币。他表示，相对于中国每年约28万亿元人民币的GDP，1万亿元的购物券只能刺激3.5%的有效需求，但如果将期限限制在3个月内，刺激的有效需求就变成了14.4%，“如果达不到效果，可以下个季度再发一次。”2009年元月，中国台湾地区政府向民众发放购物券。——笔者注]国家的钱如何花，也应该以如此方式，让百姓自主参与——国家的钱原本就是全体公民的，为什么只有政府能花，而不能让每个百姓自己也能花一部分呢？！中国老百姓十八岁即为成年人，为何却不得不终生都得接受因为意识形态（或者说权力）而导致的教育、再教育呢？
从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而言，老百姓自己花钱，是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因而最讲效益、最为科学；而政府花钱，则是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只求程序正当——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前者是最最科学或是最最清洁的，而后者是最最不科学或称最最肮脏的。
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民生，而不是面子。政府投入最重要的，绝不是去建高楼大厦和地铁公路，而是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发展，更重要的不是政绩和面子，而是民权保障，让老百姓活得踏实安全，有安全感、有信心去花钱。
2、与其降息刺激经济，莫若减轻社会负担。
据报道，央行拟再次采取降息等措施刺激经济发展。而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并非在于银行成本，而是在于社会负担过重：其一，中国要养活的拿政府工资的人太多、收入太高、容易滥用权力；其二，中国企业和农民税赋过重；其三，中国因权力而形成的垄断行业利润过高。因此，其解决之道有三：
一是加强机构改革。目前中国老百姓要养的吃“公家饭”的人，已经创古今中外之最，尚未走出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与经济仍处于“权力主导型”。因此，减轻社会负担根本之处在于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规制权力。直接具体措施则是包括减税减费，包括减轻农民负担，免除农业税；减轻企业税负；免除不必要的费用。这既是藏富于民、还利于民的重要措施，也是减轻社会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是减轻税赋标准，还利于民。——减轻农民乃至社会负担，绝非政府恩赐，而是其应尽职责。
三是减少或降低垄断利润，减轻社会负担，诸如石油、通讯、房地产等等，刺激经济发展。
说到底，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重要的是理性决策与管好权力的问题，是一个宪政问题。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发言：
愿法治成为我们的信仰！
愿诚信成为我们的本能！
我曾经在国企改制如火如荼的时候做过一个演讲《国企改制是一个宪政问题》（见附1）。我觉得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怎么管好权力的题，是一个宪政问题。
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执政党自身的完善与社会监督的问题。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思想更加自由、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既立足于中国特色又面对世界潮流。三十年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提出了置疑，提出了挑战。中国改革目前随着私有权利、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张，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权利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互结合的这样一种趋势。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宪政。
中国经历了权力的神秘化、恐怖化阶段——我们文革死了多少人？！
到现在是一种权力的威权化——前面我们提到的“家长式”的权力架构。
我们正在走向权利的社会化与多元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民间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
各种力量的对比、抗衡、博弈更加多元、更加丰富，最后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权力的民主化与法治化。这是我对未来权力走向的基本判断。
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的途径，我觉得是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中国的问题绝单单是***的问题，更不是把***换了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问题。党内民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提到了执政党能力建设问题，提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这是执政党一个自省的问题。另外我看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江苏当书记的时候，做了很好的实践，比如说原来书记决定的事情，到书记办公会，再把书记办公会的权力下放到常委会，再把常委会决定干部这些权力扩大到党委会，决定一个干部是党委集体决定的。我觉得这种来自执政党内部的积极的动向是值得关注和欢迎的。
二是权力的自我规制。这既需要权力依照程序和规则行使，更需要公务人员内心对权力、对法治的敬畏。（见附5）
三是来自权力外部的监督，多元化的监督。我刚刚讲到几点。像在野政党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公众的监督，程序监督，还有民间力量等等其他的一些监督，以及来自国际力量的影响等等，都在里面。（目前私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还是存在相当问题，其典型性事件如“彭水诗案”、发生在天津的所谓“法官打律师事件”（见附2），西丰县委书记派公安进京抓记者事件、山西检察机关进京抓记者事件（见附3）、彭北京挑战法院院长“决斗事件”、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事件等等（见附4）——笔者注。）
第二个问题：关于人权保护。
“汶川地震”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国人权的保护必然进一步走向成熟，但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有些甚至还非常严重的。时间原因，不展开阐述。但总体考量，我国的人权保护“毕竟是在前行”。
第三个问题：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简而言之，我认为妨碍中国和谐的最大问题，一个是法治，二个是诚信。法治问题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是规则本身以及对规则尊重与遵守的匮乏。其次是诚信，包括政府的诚信，包括企业的诚信，包括个体人诚信。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内心是没有信仰、没有底线和彼岸世界的。大家都觉得诚信是让我吃亏的东西。在我看来，诚信一种资格，一种信誉，一种财富，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保险。
第四个问题：社会发展的公众参与问题：
——政府投入最重要的，绝不是去建高楼大厦和地铁公路，而是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发展，更重要的不是政绩和面子，而是民权保障，让老百姓活得踏实安全，有安全感、有信心花钱。
——扩大内需应有公民的自主参与：国家的钱原本就是老百姓的，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也能自主花一些呢？！
——减轻社会负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笔者注
政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政府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是减轻社会负担。这两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此过程中仅仅只有政府而没有公民的参与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公平和不正义的。
从法治的角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扩大内需理应包含百姓的参与。
中国的老百姓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需要政府替他们决定一切。以纳税人纳税所得和国有资产收益所得进行投资，不应当仅仅是政府的权力和职责，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同样应该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在相当程度上，按人头平均发放购物券，是公平的甚至是必需的。[新闻背景：2008年12月1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蒙代尔在首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上表示，目前美国和欧盟都进入了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只是增速放缓。除了正在实施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和8000亿美元为大公司进行信用注资外，他建议美国发放5000亿美元的购物券。蒙代尔同时表示，发放购物券同样适用于中国，他建议中国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有效期同样为3个月，这样平均到13亿人头上，每人大约是800元人民币。他表示，相对于中国每年约28万亿元人民币的GDP，1万亿元的购物券只能刺激3.5%的有效需求，但如果将期限限制在3个月内，刺激的有效需求就变成了14.4%，“如果达不到效果，可以下个季度再发一次。”2009年元月，中国台湾地区政府向民众发放购物券。——笔者注]国家的钱如何花，也应该以如此方式，让百姓自主参与——国家的钱原本就是全体公民的，为什么只有政府能花，而不能让每个百姓自己也能花一部分呢？！中国老百姓十八岁即为成年人，为何却不得不终生都得接受因为意识形态（或者说权力）而导致的教育、再教育呢？
从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而言，老百姓自己花钱，是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因而最讲效益、最为科学；而政府花钱，则是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只求程序正当——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前者是最最科学或是最最清洁的，而后者是最最不科学或称最最肮脏的。
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民生，而不是面子。政府投入最重要的，绝不是去建高楼大厦和地铁公路，而是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发展，更重要的不是政绩和面子，而是民权保障，让老百姓活得踏实安全，有安全感、有信心去花钱。
2、与其降息刺激经济，莫若减轻社会负担。
据报道，央行拟再次采取降息等措施刺激经济发展。而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并非在于银行成本，而是在于社会负担过重：其一，中国要养活的拿政府工资的人太多、收入太高、容易滥用权力；其二，中国企业和农民税赋过重；其三，中国因权力而形成的垄断行业利润过高。因此，其解决之道有三：
一是加强机构改革。目前中国老百姓要养的吃“公家饭”的人，已经创古今中外之最，尚未走出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与经济仍处于“权力主导型”。因此，减轻社会负担根本之处在于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规制权力。直接具体措施则是包括减税减费，包括减轻农民负担，免除农业税；减轻企业税负；免除不必要的费用。这既是藏富于民、还利于民的重要措施，也是减轻社会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是减轻税赋标准，还利于民。——减轻农民乃至社会负担，绝非政府恩赐，而是其应尽职责。
三是减少或降低垄断利润，减轻社会负担，诸如石油、通讯、房地产等等，刺激经济发展。
说到底，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重要的是理性决策与管好权力的问题，是一个宪政问题。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发言：
愿法治成为我们的信仰！
愿诚信成为我们的本能！